您是否在急诊室里，接过一个本可更早得到干预、却因家属自行送医而延误的患者？那一刻配资股票最新行情，您是否希望，公众对“120”的理解，能超越那声警笛，看到其背后完整的生命支持链？
这是一个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面对的临床现实。当急症突然降临，患者或家属的第一反应往往是“快，开车去医院！”。这种选择的背后，是常人最直接的反应：对速度的极致追求，以及对“亲手掌控”命运的本能信任。然而，从急诊医生的专业视角审视，这个看似“更快”的决定，却可能悄然拉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中的差距。
表面上看，自行开车和呼叫120急救车，目的都是将患者从A点运送至B点。但在医疗实践中，这两种方式的本质差异巨大。自行送医，依赖的是患者自身或家属的非专业能力。这其中充满了变量的不确定性：当时的交通状况是否拥堵？家属的情绪是否慌乱，能否安全驾驶？是否清楚哪家医院具备相应的救治能力（如卒中中心、中心）？途中患者病情一旦发生变化，无论是突发室颤还是意识障碍，车上的人都将陷入束手无策的绝境。这本质上是一场押上生命的“冒险”。
而拨打120，启动的是一套专业化、系统化的急救响应体系。它送来的不只是一辆运输车，更是一个“移动的监护室”和一个高度协同的救治网络。从调度中心根据主诉进行初步判断和指导，到出诊的急救团队（通常由经验丰富的医生、护士和司机组成），他们携带了便携式监护仪、除颤仪、氧气、急救药品等专业装备。在接到患者的那一刻起，专业的医疗干预就已经开始：监测生命体征、建立静脉通道、吸氧、甚至进行现场心肺复苏或电除颤。同时，急救车通过其通讯系统，早已将患者的初步情况、生命体征数据实时传回目标医院的急诊科。
这意味着，当患者还在路上时，急诊室的抢救团队——包括心内科、神经内科或创伤团队的医生——已经被提前激活，做好了人员、设备和床位的准备。
因此，这两种送医方式的核心区别在于：一个是将一个危重病人塞进一辆普通汽车，另一个是将一个完整的急救单元（包括人员、设备、信息）移动至患者身边，再将其无缝对接至医院急救网络。对于时间就是心肌、时间就是大脑的急症患者而言，后者提供的是一份贯穿始终的生命保障和一份抢回来的宝贵时间。我们医生在临床中看到的，往往是那些因选择前者而错失最佳救治窗口的遗憾案例，这更让我们有责任将这份认知清晰地传递出去。
在急诊医学中，家属常认为自行送医比等待救护车“更快”，但研究证据表明，这种“快”往往仅限于交通时间，而非总救治时间。多项研究指出，急救医疗系统（急救）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整合了“转运、评估、干预与衔接”的多重功能，从而显著缩短从发病到接受确定性治疗的总缺血时间。
例如，一项针对穿透性创伤患者的系统综述显示，非医疗运输（如私家车或警车）在 urban 环境中可能更早到达医院，但并未显著降低早期死亡率（McCutcheon et al., 2025）。这表明，单纯的“快速到达”并不足以改善预后，而院前急救干预和院内无缝衔接才是关键。
对于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（STEMI）患者，Pereira等（2020）的全国性研究发现，急救转运虽未显著降低院内死亡率，但显著缩短再灌注时间达59分钟（P＜0.001），并提高了直接送入导管室的比例（48.7% vs 27.7%）。类似地，Minnerup等（2014）在卒中研究中发现，急救转运与更早的医院到达、更快的影像学检查和更高的溶栓率独立相关。
此外，我国一项研究研究进一步表明，拨打“120”的救护组在自救反应时间、第一处置时间和院外救治时间上均显著短于自救组，且1个月和3个月病死率更低。急救通过在途中提供初步救治（如心电图传输、药物干预、心肺支持）并提前预警医院，实现了“患者未到、信息先到、资源到位”的高效衔接，从而有效压缩了门-球时间（door-to-balloon time）和门-针时间（door-to-needle time）。
因此，急救系统的价值不仅在于转运速度，更在于其专业评估、早期干预和系统整合能力，这些都是自行送医无法替代的。公众需认识到，“快”不等于“早”，而“早”才是挽救生命的关键。
但必须要说明的是，急救转运并不是针对所有类型急症都优于自行送医。对于创伤患者，特别是穿透性创伤，越早接受确定性治疗，挽救生命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一项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指出，虽然大多数穿透性创伤患者通过救护车送医，但自行就医或由警察运送的情况也很常见，评估不同的交通方式对早期死亡率的影响非常重要
在紧急情况下，情感往往会压倒理性。家属亲自驾车风驰电掣般送医，背后是浓浓的亲情与责任感。然而，作为冷静的医疗专业人士，我们必须看到这一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巨大风险，这些风险不仅关乎患者，也关乎家属自身，甚至关乎公共安全。
首先是最直接的患者安全风险。急症患者的病情瞬息万变。一个自行驾车的心梗患者，可能在途中发生恶性心律失常、心跳骤停；一个脑出血患者，可能在颠簸中呕吐导致误吸窒息。在这些关键时刻，飞驰的私家车是一个“医疗真空”环境，家属只能眼睁睁看着情况恶化，徒增绝望。而救护车则是一个移动的加强监护单元，配备了专业人员、药品和设备，足以应对途中的大多数险情，为患者提供持续的生命支持。
其次是交通安全与法律风险。家属在极度焦虑和恐慌状态下驾驶，本身就成为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巨大隐患。超速、闯红灯等行为极易导致交通事故，不仅可能延误患者救治，更可能造成新的伤亡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而救护车在执行任务时，享有法定的通行优先权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规避交通拥堵，其行为的法律风险由体系承担。
最后，对于在自行送医途中发生的任何意外，医疗机构和医生在法律上爱莫能助。而通过急救转运，则意味着患者的医疗监护从上车那一刻起就已开始，形成了一个无缝衔接的责任链条。这既是对患者的保护，也是对家属的一种责任解脱。我们应该引导公众理解，呼叫120并非疏于亲情，而是一种更理性、更负责任的选择，是将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解决。
在我们日常抱怨急诊资源被挤占、工作负荷超载的同时，或许很少意识到，患者最初那个“打车还是打120”的决定，正是塑造这一现状的微观起点。这个选择，不仅仅关乎个体患者的安危，更如同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，影响着整个区域急救体系的运行效率。
一个未经调度中心分诊、自行抵达急诊室的患者，对于医院系统而言是一个“未知数”。他可能病情危重，需要立即投入大量抢救资源；也可能情况稳定，本不需占用急诊通道。这种不确定性迫使分诊台必须投入人力进行初步评估，急诊室内部分流压力骤增。若同时涌入多名此类患者，极易造成真正的危重患者被淹没，延误识别和救治。
反之，急救系统扮演了“院前智能过滤器”和“信息先行者”的双重角色。调度员在接警时进行的标准化问询，本身就是一次初步的远程分诊。出诊的急救团队在现场进行的专业评估，为医院提供了极其宝贵的“第一手情报”。那句“老年男性，胸痛1小时，心电图提示前壁STEMI，血压130/80，心率100次/分，预计5分钟送达”的预警，让急诊科从被动的“接招”转变为主动的“迎战”。资源得以精准预判和提前配置，绿色通道得以高效激活，整个系统的响应变得有序而精准。
因此，鼓励公众在真正急症时首选120，并非只是为了单个患者，更是对急救医疗资源的一种尊重和优化利用。它有助于将宝贵的急诊床位、医生注意力和先进设备，优先分配给最需要的患者。这背后，是一种“系统化思维”的体现——我们每一位医生，既是这个系统的使用者，也是其建设者和维护者。患者的每一次理性选择，都是在为我们共同追求的、一个更高效、更公平的急救环境投票。
在急症送医这场生命接力中，120代表的专业化急救体系，在送医方式、救治时机、安全保障和系统效率上，构成了一个远比自行驾车更优的解决方案。然而，知识的价值在于流动，专业的价值在于普惠。我们深知这些认知在医疗界已是共识，但如何让它穿透医院的墙壁，转化为千家万户的共识，这其中的关键一环，恰恰在于我们——每一位临床医生。
我们不应只是在患者因错误选择而付出代价后，才在诊室里发出一声叹息。我们更应主动成为健康知识的“播火者”。在门诊面对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潜在高危患者时，多用一句话嘱咐：“如果突然出现胸痛、说不出话，千万别自己开车，记得第一时间打120。”在病房进行健康宣教时，将“急症呼救”作为一个关键知识点传递给患者和家属。在社交媒体上，用我们专业的权威和可信度，创作或转发相关的科普内容，用一两个震撼的临床案例，就能击穿谣言，让人铭记。
我们的声音，比任何渠道都更具分量。我们的每一次发声，都是在减少一个未来的临床遗憾，都是在为某个家庭避免一场无妄之灾。让我们不止做生命最后的守护者，更成为急救链最前端的引路人。将这份专业的认知，化作温暖的提醒，传递给更多人。这，或许是我们作为医者，所能完成的另一场更伟大的救治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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